《逃離中國》:幻想多過證據的平行台灣

Ingsing
Jul 1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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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書評原文為台文,2024.04.13刊登於《關鍵評論網》,此為作者自譯中文版)

楊孟軒著的《逃離中國》一書發一個新奇的論點:台灣民主化之後,講述1949年前後「外省人」逃來台灣過程的作品大量出現,而這是外省新生代為了與台灣本地整合所做的努力。但如果稍做檢驗,他這個論點非常缺乏證據,似乎是硬把外觀類似的行動找一個一致的意義,太過勉強。

不知是因或是果,他描寫一個「本省人」對外省人抱很深敵意的台灣社會,理解往往脫離現實、自相矛盾。

楊孟軒是台灣出身,在北美受高等教育及進入學術界。這本書原本是英文寫的,我們在這裡引用及討論基本以蔡耀瑋譯的中文版為準,我若認為有必要才加註原文。

書的主旨是在自問自答一組看起來很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國民黨政府逃來台灣的初期,講述這場大逃難/出走/離散的文章很罕見;過了將近半世紀,台灣民主化之後,作品卻大量湧現?

講述大出走 是否有一致理由?

初期罕有的原因先不管,後來(照他所說)出現很多才是重點。他這樣解說:

「他們為父母和祖父母在1949被壓抑的傷痛做見證,不只為了減輕自己在民主化臺灣所遭受排斥和汙名化的創傷感,更重要的是 — — 他們要堅定主張,自己也值得成為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其中一分子。」(p. 8)

「藉著主張離散,也就是藉著凸顯其家族及群體歷史中的非自願分離、政治受害與社會邊緣化,大出走世代的子女和孫子女試圖減輕他們在民主化臺灣充滿創傷的流離感。這種做法協助他們取得道德制高點,以及在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中,受之無愧地成為平等成員的政治正當感。」(p. 309)

這是對行動者動機的解釋,照說最直接也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看行動者怎麼說。他們若不曾講過寫過,也可以去訪問。而且應考察許多具體個案了後,才加以歸納總結。奇怪的是,楊幾乎沒做這個工作。他是畫出很大的時代結構,加上檢閱一些關於「創傷」的(西方)理論,推演出:啊,照這樣,這些人做這些事一定是為了這個目的。

說起1949中國人來台灣的離散經驗寫作,最轟動、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龍應台的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楊不但在最開頭就引用這本書,甚至以「一九四九江與海」做這類作品的代名詞。

但是楊自己卻批評,龍書當中呈現的「景象/詮釋缺乏任何歷史脈絡與分析」,「設法創造出來的,卻是一片人類悲苦的空洞宇宙(empty universe),其中唯一的加害者是歷史本身,生不逢時則是受苦受難的首要原因。」說所以這本書固然賣得好,卻也引起很多負評,特別是來自本省人政治界與知識界。(p. 319)

如果是這樣,我想問楊,這部離散代表作,符合你的模型嗎?它是要幫助外省人融入「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嗎?

大江大海 中客最愛

我們這裡要稍停一下,來處理到底這個「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the island state’s new imagined community)是什麼。楊並未加以定義。我們只好考察書裡的上下文,跟參考社會一般認知,來設一些基本條件。這裡的「新」,是民主化、本土化(註一)以後的情勢,脫離威權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島國」界定這個國家的範圍,包括現狀和未來想像。所以這個共同體贊成至少是實質的獨立,不追求和中國統一;文化是以台灣在地為本位,雖然較詳細的內涵可以有爭論,至少主觀上不是認同大中華的。

要不然,我們想一下,如果共同體仍是那個「中華民國」,那其實是外省人分給本省人共享的,怎麼會前者還要找後者協商自己的成員資格?這點釐清了,以下為了省字,將「島國新生的想像共同體」簡稱為「新島國」。

所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要幫助外省人融入新島國嗎?我讀來並沒有這個感覺。2008年總統大選馬英九大勝,當時很普遍的氣氛甚至認為民進黨今後無望了。龍應台在這時開始寫、翌年出版的這本書,將台灣人做中國人視為理所當然。貫穿全書,大中華史觀的正統性就是那麼自然,中國史地與古文都是讀者共同的文化基因。作者還不忘諷刺一下李登輝。(p. 235–236)

還有一個現象很有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誠品信義店的暢銷書排行榜上,2009、2010、2013、2014、2016年都是榜首。有出版界網友觀察指出中國觀光客很愛買。再看,2019年本書還在第八名;2020年,也就是武漢肺炎疫情發生的那年,卻突然跌到列100名的榜上都不見影,一直到2023年底誠品信義店關門,都不曾再出現。可以推測,境外華人對市況的貢獻極大。你喜歡或不喜歡,這本都不是訴求新島國意識的書。

張典婉的太平輪最符合楊論

其他的呢?等一下,《逃離中國》甚至連更大的前提都很可疑:除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灣民主化以來,是否真的有大量外省第二、三代「以大出走為中心」的講述?如果有,作者是不是該舉一些例出來?他竟沒這麼做。提到的作品名都沒幾個,其中較多連客觀條件都不符合他設定的條件。比方有的作者不是外省人,有的是第一代。

身分與講述要旨都符合的,可能只有張典婉及其作品《太平輪一九四九》。可惜楊卻未引用張的序:

「不諱言,在本省族群的某些人眼中,上一代的外省人,多少被稱為集權體制的共犯。二二八初期的動亂中,也有無辜的外省人被誤傷與誤殺。……」

「這些本省與外省族群各自的歷史傷口,其實可以早早開始相互感受、移情治療而結疤。……」

「……期待這本書,能夠填補歷史來不及陳述的空白,一起邁向太平願景,朝向和解共生為底蘊邁進,替換惡性對抗與猜忌……。」

這本以外,以我所看到的,就都不符合了。

紀念太平輪事件有好幾項互相關聯的作品和活動,規模不小。楊提到2005年民進黨與香港鳳凰衛視合作的紀錄片《尋找太平輪》,接著還有香港導演吳宇森的商業大片《太平輪》。然而這些主事者卻都不是楊的論述所要的「外省第二、三代」。

鳳凰衛視這支《尋找太平輪》,和2012年長天傳播公司又推出一支的紀錄片《驚濤太平輪》,跟這兩間媒體前後出的其他「民國史」紀錄片,有一系列的因緣。在2015年出版的書《太平輪 — — 亂世傳奇真相》,游本嘉的推薦序三、楊長鎮的推薦序四、丁雯靜的作者序,都曾寫到。總之都看不到楊孟軒所描寫的那種故事。維基百科的「丁雯靜」條目內底也報導了她做這十幾支民國史紀錄片的想法,包括:

「她給自己的使命就是『為兩岸搭起更扎實的橋梁』,也就是『俏紅娘』的角色,讓台海兩岸早日往一家邁進;她也告訴北京的朋友:『最高明的政治手段,不是強壓,而是籠絡人心;因為這不費一兵一卒,永遠不用擔心(台灣)搞獨立。』」(註二)

巨流河的來台路途講兩句

齊邦媛著、2009年出版的《巨流河》,也被楊算進「以1949年大出走相關的創傷和離散回憶為焦點」的作品,說這本書「也都運用同一套江/海形象,隱喻外省人流離人生的煎熬和憂傷」(p. 5)。

真的嗎?1924年出世的齊邦媛,比國民黨中央政府早兩年就來台灣,任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當然也是因為中國大陸局勢不妙了。600頁的《巨流河》,如果要說之裡面什麼寫最少,就是作者來台灣的旅途:「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漿飛機過台灣海峽時,心中很是興奮,因為這是地理書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圖上飛行的感覺,兩小時很快就到了。」(p. 290)。1948年秋天她回上海結婚,「婚禮後十天,我乘船回到台灣。」(p. 306)。摘完了。

其實齊邦媛寫這本書的關懷,在自序就講得很清楚:

「中國人自二十世紀開始即苦難交纏,八年抗日戰爭中,數百萬人殉國,數千萬人流離失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正面抗日的國民黨軍民,僥倖生存在大陸的必須否定過去一切。殉國者的鮮血,流亡者的熱淚,漸漸將全被湮沒與遺忘了。

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心靈上刻滿彈痕。六十年來,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p. 8–9)

這本回憶錄上半部的核心是日本侵華。後半自述台灣時期的生活,主調是安定中的奮鬥和成就。在這個明顯是中華民國與外省人中心的積極故事中,並未出現任何新島國概念,外省人更不需要用逃難的悲慘來訴求什麼,重點是外省知識分子對建設台灣的貢獻。這部分也可以參考《OKAPI閱讀生活誌》2014年的專訪

齊邦媛算是「第一代」,但是楊孟軒既然舉了《巨流河》,以上我們也檢視了,確定這本書的內容意識都不是他說的那樣。

到這裡,我們已經看到,連楊自己提到的作品,大多也根本不是他所宣稱,是外省人為了證明他們在新島國的正當性所作。並非這個動機不能成立,至少有張典婉的例子符合。也許還有其他,楊沒提到,我們也未知悉。問題是楊用全稱,想要建立一個理論,他的立足點就很不穩了。

其實我們這個「發現」沒什麼好意外。1949年這場遷徙,規模之廣,經緯之複雜,決定那麼多人的生死命運,到如今政治解讀仍事關重大。如果講述只有一種動機,才奇怪了。

無視外省族群內的自省呼籲

楊孟軒還舉了《流離記意 — — 無法寄達的家書》。這本書是「外省人台灣協會」在2005年舉辦「榮民與家書徵文」,自民間收集作品的匯編。諸篇文章是以家書的形式,表達台海兩岸1949年以後長期隔離,親人不得聯絡的悲哀,以及戰爭、暴政對人的殘害。

書中提及逃難來台灣過程的內容很少。這就罷了,楊的錯誤解讀還不是在這點上最嚴重。他引用策畫者之一范雲寫的後記:

「如果外省族群希望在今天的民主社會中主動形塑自身的認同,那麼,回首歷史迷霧,看穿威權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界線,一磚一瓦,重建外省族群的草根記憶,將是未來重要的工作。」(《逃離中國》 p. 304;《流離記意》 p. 244)

楊引用完,只是要宣稱他的「外省族群的草根記憶『始於大出走』」。他似乎看不出來,范雲在這裡是呼籲外省人要覺醒,和威權國家切割。這正好和楊想要畫的外省人圖像衝突。

楊認定外省人講述流亡離散,是「既抗拒民主化之後日益增長的臺灣化與臺灣民族主義趨勢,也與之協商,同時順應這股趨勢」(p. 258)。但是范雲在她的上一段就說了,國共內戰造成的集體傷痛「讓這個族群毫無選擇地被整合到官方民族主義的論述中。從此,外省族群就沒有了自己的歷史。威權國家的歷史就是它的歷史……」順這條理路,接下來才有「看穿威權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界線」那句。

總之,不管是要抵抗還是要協商,最重要的對象都是黨國,及外省人自己的黨國意識形態包袱,不是本土化的趨勢!

楊甚至還宣稱,外省人台灣協會成立的主要目標,是「對抗外省人全面遭受的汙名化」(p. 305)。這更加扭曲。外台會網站在成立因緣明明就說了,「我們外省人自己也要反省……某種中原文化沙文主義的優越姿態……」、「如果我們自己不能拋棄過去黨國教育所灌輸的『道統與正統』這類文化法西斯主義,我們有什麼資格批判取而代之的福佬沙文主義?」楊卻選擇只講一面。在他的圖像裡面,民主化以後,外省族群是單純的受害者,也都這樣自認。

將本省人與本土運動妖魔化

在楊的這個圖像裡,外省人對本土化的態度只有一種。他們都不曾反省,彼此也無爭論,唯一要對付的是外部的變化。外省人的言論都該納入他這個模型裡面,不合的就當做沒看見。這樣最簡單,也很大膽。中研院學者張茂桂在「台灣『外省人』叢書」五本的出版總序中說,編輯委員們自始就有意識要避免普遍性的族群想像,拒絕「統一並解決『外省人』問題」。對楊來說,竟似乎完全沒這個顧慮。

外省人作為一個少數族群,若是有「全面遭受汙名化」,就要有那個將他們全面汙名化的強大勢力。在此楊發出最驚人的宣稱,說外省人這個以大出走為中心的記憶熱潮,「是對抗和轉移大多數本省人將全體外省人汙衊為『外來殖民者』的一種方法。」(p. 309)

我想問楊,你是哪一隻眼睛看到「大多數本省人將全體外省人汙衊為『外來殖民者』」?我印象中還不曾在其他地方看過聽過這麼扯的講法。連最偏激的深藍政客也還知只選一些團體或人物來指控。我們講最明顯的,若是民心如此,宋楚瑜怎會當選省長?馬英九怎會高票當選總統並連任?馬政府怎有辦法組成外省人比例高得離譜的內閣,社會還沒什麼意見?又怎麼會有韓國瑜現象?

1994年有所謂「中國豬事件」,主流的版本是說:當年9月25日,台灣省長跟北、高市長競選期間,新黨到高雄勞工公園造勢,有民進黨支持者舉大標語嗆「中國豬滾回去!」後來很多人都說這是外省人危機感升高的一個關鍵。楊也不例外沿用這個講法。

但是這個「事件」本身有很可疑之處。正是在為楊這本書寫的導讀內底,中研院學者王甫昌就說,這個標語實際上是抓華語諧音,針對民進黨的「叛徒」、代表新黨參選省長的朱高正。(p. xii)

王甫昌以這個例子,指出楊的論述「可能出現一個明顯局限:忽略政治菁英在臺灣族群政治競爭升高過程中的角色與不對等的影響力。」因為「這個事件的後續影響力,可能有相當部分是出於當時新黨政治菁英刻意忽略這個口號原本是針對……本省人朱高正這項事實。」

將部分人的偏差認知當做事實

外省人的焦慮不安,往往就是外省深藍政客挑撥出來的。法國來的學者高格孚也有類似的觀察,在2004年出版的《風和日暖》書中,他指出「我認為最虧待外省人的政治家,其實可能是一些外省籍的政治人物。」(p. 143)新黨和親民黨反本土化的手段,「一直在深化外省人對於國家認同的不自在。」

部分外省人有什麼樣的認知,跟那個認知的內容是否為真,是兩回事。但是楊孟軒常常將之混為一談,而且慣用全稱,還說是別人用全稱。他認定外省人整體是在「本省人」的敵意大海中央的一座孤島,在這個認識基礎上發展他的論述。前提大錯,恐怕已經不僅是「明顯局限」。

這樣不可能不出現矛盾。連書中說到的許多事情都無法解釋:為什麼民進黨和支持者要為老兵爭取返鄉的權利?為什麼民進黨要推動太平輪紀錄片與紀念活動?為什麼外省人文學戲劇不管在民主化前後都暢銷受歡迎?

我在論述台灣「包容政治」的文章曾分析,解嚴前後那段時期,一方面統派炒作外省人危機感,另方面連本土進步人士也因為自己非理性的心理需求,自西方抄來「多數族群必然內建沙文主義」的迷思。就這樣,社會形成一種看事情的固定框架。先鎖定要取締「福佬沙文主義」,只要看到邊緣、孤立的疑似歧視言論,就將之放大,說這是普遍現象、非常危險,編也要編出來。楊或許也是在這裡誤入歧途。

台灣本土民主運動自始就是自由派,又才剛民主化就染到後現代思想,自己還沒長大,就最怕不夠「包容」外省人。楊指定做材料的那種「本省人普遍歧視外省人」的社會,別處我們不知道,台灣沒有就是沒有。

外省人故事早就是文藝主流

楊注意到,自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有很多以「老兵」和「眷村」做主題的外省人文學和文化生產出現。很僵硬把歷史分時期、畫路線的他,將這段時間稱為講述大出走的「培養期」、這些作品叫做講述大出走的「重要先聲」(p. 258)。「講述大出走」時期(他書內第五章)的主調,就是已經成為非主流的外省族群在爭取被主流社會看到、承認。他也如此呈現及評價他所謂的「先聲」。

這是全盤搞錯方向。1970年代後期有鄉土文學運動,1980年代初期「台灣新電影」興起,都注重社會寫實、關心基層。鄉土文學反抗軍中文學及西化文學,但在當時提倡者的筆下,台灣的鄉土仍是中國的鄉土。而新電影的重點,如「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網站所說,是「揮別了七零年代的愛國政宣片、煽情犯罪片,和逃避式的浪漫三廳電影……在取材上,新電影大多誠摰再現本土社會、歷史和環境」。

所以,你如果看到那時期有很多關於老兵和眷村的電影出現,覺得有新意,較接近事實的理解是這樣:那是新在講小人物、弱勢者的故事,不是新在講外省人的故事;是反抗舊典型、不是抵抗還沒來的本土化;外省人故事比例高,是延續,不是新興。

畢竟黨國大力宣傳的「榮民」偉大奉獻,連小孩都朗朗上口;文壇從來就是外省作家天下;演藝影視界是眷村出身者最活躍。他們講他們的故事和觀點,本省人看久聽久了,對他們比被對自己族群更理解更認同。這只是外來統治的日常,而且比政權更長命。楊好像以為,一聲「民主化」,這些都會消失,外省人文化變成需要保育。哪有這種事?

身為「外省第二代」的學者彭渰雯的 2006年文章〈省籍問題之超越〉裡面這段,應該很好理解:

「即使今天政治權力已然移轉,外省中華文化的優勢地位(包括了口音、文化、品味)卻仍因內化到人民深層的認知結構,其受到挑戰與解構的速度相形遲緩。這與主流媒體市場仍由外省菁英所大幅佔據,在公共領域內不斷再製,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朱天心為什麼思路一團亂

楊檢討西方理論的時候提到「後殖民」(p. 39),現在台灣的後殖民就明白攤在他眼前,他竟然認不出來?他把台灣30幾年來的本土化看得太簡單、太順利,也分不清楚「保衛優勢」跟「爭取平等」的差別。

大概就因為這樣,他才會輕易認同朱天心的質問。在2001年的一場座談(註三),朱引用自己作品《古都》的前言:「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談「1987年以來外省人的失落」。楊宣稱,朱的這句質問,代表外省人要求他們的歷史跟視角也受到其他台灣人承認,特別是關於大出走的那段過去。(p. 270)

但是朱天心自己講的失落是什麼?是一種「想像的價值與信念」。那又是啥?她又講得很含糊,大約是關於黨國教育跟中國民族主義。她說這些價值和信念「’87年來逐漸被主流社會(因族群政治動員)所質疑、訕笑、污名,乃至踐踏」。

1987年是解嚴,次年李登輝才當總統。從這個角度,朱失落的起點是威權鬆動,但是話題一轉,她又批評民進黨人(執政以前就)不民主;她珍惜外省人以往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信念,但一說到1996年飛彈危機,卻又自稱會為家人而殺人、不會為國家而殺人,她甚至對朋友的備戰心理不可思議;她撥出一句來承認過去幾十年是本省人受歧視,一句講完仍全程抱怨自己的族群如今受虧待。

這樣的朱天心其實看起來也多少知道自己理虧,可惜身分本位放不下,才會思路一團亂,扯這個怨那個,走不出來。他欠缺的可能正是范雲和外台會呼籲(但是楊當做沒看見)的一些東西。

流離的終點正好是關心的起點

2013年,基隆市政府及港務公司計畫拆基隆港西岸的 2號、3號碼頭倉庫,民間發起保護運動。2014年初有兩篇很感人的文章,作者都是「外省第三代」。張智程的標題就是〈基隆碼頭倉庫是我的「大江大海」〉,他寫道:

「我不會去中國尋根,但我會去基隆港,因為,那裡才是我的祖父母、父母、以及我與台灣之間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的『根』。

因為,從1949年我的祖父母提著皮箱從基隆港踏上這片土地開始,台灣,就是他們、他們的兒女與他們兒女的後代們唯一的『家』。」(註四)

另外一位作者張之豪是現在的民進黨籍的基隆市市議員。他在〈臺灣的埃利斯島〉文中說,外省人的新生代,「在他們認同這塊土地,與『臺灣』生成了憐愛交織的依戀的時候,這個當初他們先人來臺灣的第一站,基隆的港西二三號碼頭倉庫,遂成為了這個人與集體交會的起點。」

我不知道楊孟軒是否曾讀到這兩篇、如果有會如何理解。最明顯的,「一九四九江與海」意象的時空終點,恰好才是兩位青年作者關心之事的起點。楊也許會說,這仍然是關於大流離,剩一個點也證明這段過去對他們有很重要的意義,也可見大流離是將外省族群結合在一起的關鍵。

也許。但重點是:兩位張先生寫這個,不是用來對本省人證明什麼,也不是用來抒解自己的本土化適應不良。他們不需要。對兩位當時的「小英教育基金會」《想想論壇》專欄作家來說,新島國意識應該早就很自然了。

而且對這些已開放接受本土化的外省人來說,如果要協力打造一個「台灣外省人」的認同,他們更期待、想要說服的對象,是其他外省人,不是如楊說的針對本省人。這點我們在外台會、范雲、彭渰雯的話中也都看到了。

現實中站什麼立場更要緊

我們已經用實例說明,「講述1949大逃難」及「外省人融入新島國」之間的關聯極弱。邏輯上,我也想不通,為什麼講上一代及上上代逃難的悲慘,就可以「取得道德制高點」,還能「將流亡的人民與流亡政權區隔開來」(p. 257)?本來就都是國民,最要緊的,難道不是在這塊土地上,對正義及共同體的生存發展,站在什麼立場、做什麼事?當然這就需要對歷史有認識,這正是我要反駁《逃離中國》這本書的理由。

實用上,楊孟軒重視的這種「社會記憶生產」,是門檻很高工作,很少人有辦法做,我們特地努力搜尋,都找不到幾個作品。民主化幾十年來,無數的「外省人」早就活成「島國新生想像共同體的一分子」,不必靠追索父母祖先以往的逃難過程。要靠那個就糟了。(END)

(註一)書中楊孟軒說他不喜歡「本土化」這個詞,較愛用「臺灣化」。但這是在英文語境說的。他想避免的是indigenization 這個字,認為牽涉到原住民族地位。(p. 20)實際上在台灣,「本土化」就是慣用也很清楚的用詞。所以我寫時用本土化,若是摘他的文才照中譯本用臺灣化。兩個詞是同意思。

(註二)維基百科註明這段的來源是:陳德愉,〈《最後島嶼》敲金鐘 丁雯靜願當兩岸俏紅娘〉,《時報周刊》第1811期,2012–11–02。

(註三)朱天心,2001,〈「大和解?」回應之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p. 117–125

(註四)《蘋果日報》網站,2014年2月10日。但是網頁已經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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